論杜甫的經學與詩學
作者：劉強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摘要】在杜甫詩歌的接收史上，對其詩歌“難度”的指認由來已久，但相關研討和詮釋尚未幾見。事實上，杜詩之所以難讀，蓋因其詩中有“學”，詩中有“道”，詩中有“神”；這三點，剛好對應著杜甫作為學者、儒者、詩人這三種文明成分認同。學者杜甫雖不以經學立品，卻有著深摯的經學修養；儒者杜甫的圣賢志向和醇儒抱負，成績了杜詩的思惟深度和詩學高度；詩人杜甫則“經學與詩學并重”，通過“以《詩》進詩”“經史并用”“以道運詩”的詩學創造，開出了一個嶄新的“詩世界”。杜甫的孔教崇奉和儒道實踐，是他的詩歌獲得“神理”并被后人師法的關鍵；而杜詩的“經典化”之路，因為伴隨著中唐儒學復興和北宋理學奠定的全過程，故而比任何一位現代詩人都更具“經學化”的內涵和思惟史的意義。
【關鍵詞】杜甫；杜詩；經學；詩學；經典化
一、杜詩的“難度”
讀杜甫的詩，對于任何時代的讀者而言，都不啻為一個宏大挑戰。王安石《杜工部詩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詩其難，惟有甫哉！”[1]這話提醒了一個很是主要的詩學問題，即杜詩的“難度”。
縱觀文學發展史，越是偉年夜卓絕的詩人，越是存在這種閱讀的“難度”。緣由很簡單，偉年夜詩人總是具有某種相對于其時代的超前性或許說先鋒性。杜甫的詩文創作，因其苦心孤詣，超邁時流，也就有了某種“全國莫能容”“不容然后見正人”（《史記·孔子世家》）的孤絕氣質。他的真正知音不成能出現在盛唐，甚至不在有唐一朝，這一點從“唐人選唐詩”中杜詩所處的位置便不難窺見[2]。連杜甫都曾自嘆：“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包養情婦（《南征》）[3]杜詩無論對其同時抑或后世讀者而言，皆有相當的閱讀和懂得難度。甚至可以說，自有詩人以來，還沒有誰把本來訴諸聽覺的詩歌寫得這么嚴謹而典雅、厚重而闊年夜、細膩而動人。杜詩中不是沒有一目了然、膾炙生齒的篇什，但作為整體的杜詩，確實有著索解不易的“難度”。歷代注釋杜詩者前赴后繼，至有“千家注杜”之謂[4]，緣由生怕正在于此。
杜詩的難度還體現在一個比較廣泛的接收現象上。在有名的“李杜包養犯法嗎優劣”之辨中，杜甫似乎不像李白那么不難接近，尤其是芳華少年，往往喜愛李白愈甚于杜甫；而在中老年讀者中，情況剛好相反，年夜多數人似乎喜愛杜甫愈甚于李白。正如汪元量的詩：“少年讀杜詩，頗嫌其枯槁。斯時熟讀之，始知句句好。”（《湖山類稿》卷二）無須置疑，李白和杜甫堪稱中國古典詩歌天空中殘暴無比的“雙子星座”——“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調張籍》）——他們同時出現在盛唐既是歷史的大方饋贈，也是后世讀者的莫年夜福音。李白日馬行空，包養價格每能錦上添花；杜甫地負海涵，常可濟困扶危。但我越來越覺得，在這個波詭云譎、無明無常的“人間世”中，可以沒有李白，卻不克不及沒有杜甫。朱東潤師長教師就說：“杜甫所處的位置和他在詩篇里作出的反應，都比李白主要的多，這是無能否認的事實。”[5]李白日才縱放，直可成仙屍解；杜甫厚德載物，始終是“悲慘世界”中托舉著整個平易近族品德心靈于不墜的共工和夸父。這種讀者接收心思的奧妙變化，一方面是人生閱歷和心智成長的必定過程，一方面也可見出比擬李白，杜甫詩歌更具閱讀和懂得的“難度”，年幼無知者實在難窺堂奧，欲從莫由。后來的“宗杜”者遠遠超過“宗李”者，絕不是凡是所謂李詩難模擬、杜詩可師法這么簡單，包養妹此中未嘗不隱含著一種對于“難度”和“法式”的敬畏、仰慕和跪拜。
為什么杜詩“難”讀？一言以蔽之，蓋因其詩中有“學”，詩中有“道”，詩中有“神”。在長達千余年的流傳接收史上，杜詩的位置不斷晉陞，經典化水平日益加強，可以說，杜詩早已不僅是“集部”的文本，而是一跨越并會通經、史、子三學的文明性命和藝術世界。宋人王禹偁所謂“子美集開詩世界”[6]，也許只要在這一層面往懂得才算允當。所以，假如沒有在學識、閱歷、思惟諸方面下過“真積力久”的功夫，是很難進進杜甫所開拓的“詩世界”的。聞一多就曾感嘆杜甫是一位“偉年夜得可疑”的天賦，“你只顧嘔盡血汗來懸擬、揣測，總歸是隔閡，那超人的靈府中的機密，他的心境，他的思緒，像宇宙的謎語一樣，決不是尋常的腦筋所能猜透的。你只理解你能懂的東西”[7]。質言之，假如我們吠形吠聲，僅把杜甫當作一位舞文弄墨、逞才炫技的詩人，那就永遠不成能真正走近他，進而讀懂他。
歷史上不斷有人強調這一點。如宋人張戒就說：“至于杜子美，……乃圣賢法言，非特詩人罷了。”（《歲冷堂詩話》卷上）陸游亦云：“后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咨嗟。”[8]孔平仲謂其“直侔造物并包體，不作諸家細碎詩”[9]，無不欲把杜甫與普通詩人區別開來。《杜詩詳注》的作者、清人仇兆鰲也說：“論別人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當以詞句求之。蓋其為詩也，有詩之實焉，有詩之本焉。……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為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為詩圣，謂其立言忠誠，可以垂教萬世也。”[10]可以說，以“詩史”“詩圣”論杜甫，恰是因為杜詩具有“收支經史”“以文為詩”的跨文體特征與“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經典性價值。
然則，畢竟是怎樣一種淵源和稟賦，塑造了杜甫其人其詩？其家學家風對其人格與思惟有何感化？既然杜甫“非特詩人罷了”，那么“詩人”之外，杜甫還有哪些值得留意的人格特質、成分認同與性命定位？杜詩所呈現出的獨特風貌與其經學修養、儒家情懷和詩學創造有著怎樣的關系？……諸這般類的問題，對于我們進一個步驟走進杜甫的心靈世界，清楚其人格與文格之成因，其思惟殊趣與詩歌創作之關系，無疑都是年夜有助益的。本文不擬、也無法八面玲瓏，只想就杜甫之“經學與詩學”這一論題展開討論，具體說就是通過掘發其作為學者、儒者和詩人的多重文明成分，來分析其詩歌若何因“難度”而構成“深度”，又若何因“溫度”而成績“高度”的。
二、學者杜甫的經學修養
前文已說，杜詩之所以有“難度”，蓋因其詩中有“學”、有“道”、且有“神”。這三點，剛好對應著杜甫作為學者、儒者、詩人的三種文明成分。
先看杜甫作為學者的判斷能否成立。要答覆此一問題，起首需辨明“學者”之義。明天的學者含義似乎已經專業化和社會化，但依照古典的標準，“學者”的含義應更寬泛，只需是讀書人和有志求學問道者，皆可稱為學者。杜甫所處的盛唐時代，科舉仕進之路已經打開，盡管當時的科舉重要有明經與詩賦（進士）二途，但總的來說，能考上科舉的人無不有學緣師法，都可算是廣義的“學者”。不過，假如杜甫僅是這一淺層意義上的“學者”，也就缺乏以為杜甫了。杜甫作為學者的獨特徵，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掌握。
一是對傳承家族文明和家學傳統的強烈驕傲感與任務感。杜甫出生于儒學世家，京兆杜氏歷代簪纓，人才輩出。杜甫曾撰文追溯其家族世系：“吾祖也，吾知之。遠自周室，迄于圣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11]此文是杜甫為其姑母杜氏所寫，稱其“既早習于家風，以陰教為己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終始，可得聞也。……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為心，遏悔吝于未萌，驗長短于舊事，內則置諸子于無過之地，外則使別人見賢而思齊。”可見京兆杜氏秉承優良家風，詩禮傳家，頗重德教，連男子都能獲得“詩書潤業”的陶冶，男人自不用說。又其《祭遠祖當陽君文》云：“初陶唐氏，出自伊祁，圣人之后，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祲清東吳，邦于南土，建侯于荊。河水活活，造船為梁。洪濤奔汜，未始騰毒。《年齡》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12]這里的“遠祖當陽君”，恰是杜甫的第十三代祖、西晉有名政治家和經學家杜預，其所撰《年齡左氏經傳集解》至今還是最權威的年齡經解著作。杜甫雖非志在經學，但“年齡學”應是其家學包養網ppt的主要內容，故其詩中經常征引、化用《年齡》事典天然也就順理成章了。
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是初唐有名詩人，與李嶠、崔融、蘇滋味并稱“文章四友”，系包養管道近體五律的奠定者之一。杜甫曾言：“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視于躲書之府，故全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13]；《新唐書》本傳則作“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如此；在《贈蜀僧閭丘師兄》一詩中，又有“吾祖詩冠古”之句，足見其頗以祖父的詩學成績為傲。因為有杜審言榜樣在前，杜甫很早就確立了本身的詩學主旨，并驕傲地宣稱：“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下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宗武誕辰》）年夜有當仁不讓、舍我其誰之概。可以說，繼承家族的學術傳統，紹述祖先以“經學和詩學”立品揚名的偉弘願業，恰是杜甫終生一以貫之的文明幻想與人生抱負。
二是純良的家風家學陶冶和深摯的經學詩學修養。杜甫自幼好學，飽讀經書，有著得天獨厚的學術修養和詩文訓練，其詩文的格式和氣象可一言以蔽之，即“經學和詩學并重”。他在《進封西岳賦表》中說：“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于明時，退嘗困于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豈意頭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于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14]這里的“經術淺陋”當屬謙辭，而“貧窮好學”卻是實情。其《壯游》詩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筆墨場。文雅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年夜字，有作成一囊。”觀其所寫文賦，廣引六經，收支史冊，駕輕就熟，順手拈來，足可見其“才富學博”[15]，非同凡響。又如其《進三年夜禮賦》（即《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于南郊賦》），洋洋灑灑近萬言，尤見其文采、襟懷及學力。盡管杜甫并不以經學為志業，但其經學修養絕非普通文士詩人之可比，謂其“經明行修”“通經致用”，庶幾恰到好處。在《進雕賦表》中，杜甫說本身“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馀篇……則臣之述作，雖不克不及宣傳六經，先鳴數子，至于沉郁頓挫，隨時靈敏，揚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16]。從其將“詩筆”與“六經”并言就可窺見，杜甫貫穿平生的詩歌事業，實埋包養意思躲著一個推明六經、再造經典的偉年夜抱負。再看他的《又示宗武》詩：
覓句新知律，攤書包養網ppt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沐日從時飲，來歲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門生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此詩雖是寫給兒子的，亦可見杜甫早年的影子。此中“經術”與“文章”對舉，再次表白杜甫的“詩學”始終與“經包養故事學”并行不悖，如影隨形。“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一聯，甚至隱含著“經術”乃“文章”之基礎的意思——這幾乎可謂杜甫詩學的“修養功夫論”。
和明天一些只讀詩、不讀書、更不讀經的新潮詩人迥異，杜甫終生都在經典的閱讀熏習中滋養本身的詩歌性命。他說“讀書破萬卷，下筆若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既是詩歌創作論，也是其讀書境界的寫真。蘇軾對此頗有會心，曾說：“讀破萬卷詩愈美。”[17]黃庭堅也說：“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18]這里的“無一字無來處”，“后人讀書少”，恰是杜甫讀書廣博、學養深摯的最佳證明。清人黃生云：“杜詩所以集年夜成者，以其上自《騷》《雅》，下迄齊梁，無不咀其英華，探其最基礎。加以五經三史，博綜貫穿，如五都列肆，百貨無所不陳，如年夜將用兵，所向無不如意。”又說：“杜公近體分二種，有極意經營者，有不煩繩削者。極意經營，則自破萬卷中來；不煩繩削，斯真下筆若有神助矣。”[19]沈德潛也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始有第一等真詩。”[20]皆是強調詩才與學養之關系。
三是對“情面物理”的沉思密察與開疆拓土的巨大格式。杜甫的學者氣質彌漫流貫于其詩文中，幾乎無處不在。和後人分歧，他似乎是把作詩當作足可與“傳經”“弘道”相媲美的偉年夜事業。“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賈誼昔流慟，匡衡嘗引經。”（《同元使君舂陵行》）“為人道僻耽佳句，語不驚人逝世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又《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詩云：
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碑版照四裔……森然起凡例。……爭名古豈然，關鍵欻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
從中不難窺見，杜甫是把“吾家詩”的創作與對“造化理”和“天人際”的探討聯系在一路的，這就不是普通詩人包養意思的寫作心態，而帶有某種“格物致知”“窮理盡性”“盡心知命以知天”的學理意味和圣賢氣象。這與他自小遭到的經學陶冶年夜有關系。古人查屏球認為，杜甫家學不承杜預經學傳統，他也不是以習經為業的，“唐人科舉重進士，輕明經，……杜甫是按進士科來設計人生途徑的，專攻辭賦之學，明經一科事非其所長”。這一判斷年夜體是不錯的，但他又說“杜詩援用經文最多的，不過乎《左傳》《禮記》《周禮》《詩經》這幾種，其對經文的懂得也多不出鄭注孔疏的范圍。……很顯然他習經也是如時人一樣，只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對經義自己并未深究”[21]，這就令人不敢茍同。說其他詩人“對經義自己并未深究”或許合適，但用來評價杜甫，則難免有掉公允。因為在現代詩人中，杜甫是最善于“史而能經”（高棅《唐詩品匯》）和“以《詩》進詩”（沈德潛《說詩晬語》）的一位詩人（詳下）。杜甫當然不會以經學為職志，但其詩學理念中貫徹著“原道”“宗經”“征圣”的儒家經學精力卻是毫無疑問的。張戒以“深于經術者”（《歲冷堂詩話》卷下）論杜甫，可謂別具只眼。
不僅這般，杜甫的詩歌創作也是“經學化”的，既有計劃，又成體系。有幾點表現頗值得留意：一是杜詩帶有強烈的編年意味和“自傳”顏色。錢穆就曾指出：“中國詩人只需是儒家，如杜甫、韓愈、蘇軾、王安石，都可以按年月擺列來讀他們的詩。”“工部詩最短期包養偉年夜處，在他能拿他平生實際生涯都寫進詩里往。……中國文學重要在把本身所有的人生能融進其作品中，這就是杜詩偉年夜的處所”[22]。毋寧說，這種帶有紀傳顏色的寫作風格也是經學化（尤其是年齡學）的。二是杜詩“文備眾體”，而尤工敘事，在精工細膩如雕塑繪畫般的筆觸中，將《詩三百》以來的“言志”“緣情”“敘事”“議論”諸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尤其是，杜甫還大批創作組詩，具有古今罕見的“整體性寫作傾向”[23]。這些“牽一發動全身”的組詩表現出發凡起例的年夜格式和收攝古今、吞吐八荒的年夜氣魄。這種周全性、多樣性和體系性的詩學尋求，真仿佛要在六合之間書寫一部“述作并舉”的年夜書，這清楚即是“立言不朽”的學者心態和史家旨趣。三是杜詩的“律”“法”建構和“新變”尋求，皆非師心自用、任氣使才者所能具，無論是“晚節漸于詩律細”（《遣悶詩》），還是“語不驚人逝世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此中無不涌動著一種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拓精力和為后長期包養世立法的圣賢抱負。清人施閏章云：“杜審言排律皆雙韻。……子美承之，遂爾旗幟整肅，開疆拓土，故是家法。” （《蠖齋詩話》“五言排律”條）“五排這種詩體既請求聲韻、對偶的包養意思整齊合律，又請求詞藻、典故的富麗精工，寫作的難度要超過其他詩體，同時也就包養網心得最適宜于表現作者的才學”[24]。
杜甫能否算是學者，還可從他和李白的比較看出。元稹論李杜優劣說：“時山東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往拘謹，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克不及歷其藩翰，況堂奧乎？”[25]這一判斷年夜體不錯，然又意有未盡。蓋李杜的最年夜差異不在“鋪陳終始”“屬對律切”，而在其分歧的思惟趨向、人格崇尚和詩學尋求。簡言之，李白是佳人型詩人，杜甫是學者型詩人。李白所寫乃“詩人之詩”，杜甫筆下則多“學者之詩”[26]。故清人陶開虞謂：“以天稟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27]仇兆鰲稱：“李豪邁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學成。”[28]近人錢基博也說：“白以才氣勝，甫以學養勝。”[29]可謂一語中的。為杜甫作傳的洪業更指出：“杜甫不單是一個偉年夜詩人，並且是個富于經世濟平易近之學的學者。”[30]
由此可見，杜甫作為學者絕非一個假命題，而是一個真判斷。杜詩不被年少者所喜，一個主要的緣由就是其詩中有“學”，“學力”缺乏的“淺人”，天然不得其門而進——杜詩的“難度”也就不問可知了。
三、儒者杜甫的思惟深度
因為杜甫是一學者，故其詩中有“學”；又因為杜甫是一儒者，故其詩中有“道”。恰是儒者和學者的成分疊加，讓杜詩充滿了感情的溫度和思惟的深度。
起首，杜甫儒者的成分認同，晉陞了杜詩的思惟史價值。近年來，杜甫在中國思惟史上的意義，越來越遭到研討者的重視。我們雖不克不及說杜甫是一位思惟家或哲學家，但他和陶淵明一樣，詩文中蘊躲著豐富的歷史文明信息和深入的哲學思惟圖景，則是一不爭的事實。杜甫自稱“杜子”，《新唐書》本傳稱其“好論全國年夜事，包養網單次高而不切”，詩歌中亦多議論之辭，皆可看出其中新聞。可以說，在中國詩歌史上，杜甫是少數幾個可以被稱作“詩哲”的詩人之一，誠可謂“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在中國現代思惟史上，儒家思包養行情惟無疑居于焦點位置，儒家詩學與詩教對詩歌的影響更是怎么估計也不嫌過分。但就詩人而言，杜甫之前，以儒者自居并達到極高成績的，大要不過就是一個陶淵明[31]。而在盛唐安史之亂前后，盡管也有一個以顏真卿、蕭穎士、李華、元結、賈至、獨孤及、戴叔倫諸人為主的“儒士文明群”應運而生[32]，就此拉開了“儒學復興”的尾聲，但在詩文中高舉儒者旗幟、以儒家自命的詩人，杜甫要算相對較早、也最彪炳的一個。據學者統計，今存杜甫詩中，共有四十四處提到“儒”字，“此中二十二處直接與他本身相關”[33]。其寫于天寶九載（750年）三十九歲時的詩中所言：“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圣賢古法則，付與后世傳。”（《杜鵑》）這種志在圣賢的儒家幻想，一方面由于“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繼承家族文明和家包養價格學傳統始終是其念茲在茲的“天命”；另一方面，也是其經過青壯年時期“裘馬輕狂”“求仙問道”的漫游，甚至科場落選、直諫被疏之后，對個體性命價值及文明精力崇奉痛定思痛后的堅定信心和無悔選擇。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詩人在顛沛流離中再次唱道：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竟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這里的“許身”“竊比”“白首”“此志”放在一路，更可見其初心誠篤，矢志不渝。宋人黃徹說：“觀《赴奉先詠懷》五百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跡論一篇也。”（《䂬溪詩話》卷一○）明人王嗣奭稱：“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不知稷契元無他奇，只是己溺己饑之念罷了。”（《杜臆》卷一）此皆可謂的論。至德二載（757年），詩人亡命于鳳翔，衣不蔽體，形銷骨立，仍然關心國家危亡：“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其往鄜州途中，又復獨酌興嘆：“干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共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獨酌成詩》）即便在頹齡，時有問道向佛之心的詩人，最終的心聲仍然是：“臥病久為客，蒙恩早廁儒。”（《年夜歷三年春白帝城送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流浪有詩凡四十韻》）“江漢思歸客，乾坤一冬烘。”（《江漢》）完整做到了“奉儒守官，未墜素業”。清人劉熙載稱“少陵平生卻只在儒家界內”（《藝概》卷二），絕非虛語。
錢穆師長教師曾說：“王摩詰是釋，是禪宗。李白是道，是老莊。杜甫是儒，是孔孟。”[34]盡管郭沫若不斷地強調“杜甫不僅崇奉道教，並且還崇奉釋教”，甚至說“與其稱之為‘詩圣’，倒寧可稱之為‘詩佛’”，但他還是不得不承認：“杜甫曾經以‘儒家’自命。……實際上也完整是儒家的面貌。”[35]海內學者陳弱水也指出：“儒者是杜甫最基礎包養sd的整體自我認同，是他為本身的人生所作的最主要定位。……即便從安心立命的觀點看來，他的儒家成分還是比釋道為高，是別人生意義的最基礎包養站長基石。”[36]所以，假如從“判教”的角度來觀照杜甫的思惟傾向和自我認同，將其定位為一位“儒家型詩人”，信任不會有太年夜不合。
其次，對儒道的性命實踐，增強了杜詩的感情濃度。《荀子·儒效》云：“儒者在本朝則美政，鄙人位則美俗。”這與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致君唐虞際，淳樸憶年夜庭”（《同元使君舂陵行》），以及“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深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的自我期許和朋儕砥礪正相分歧。在《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其五》中，杜甫大方鼓動感動地表達了本身最後的幻想，乃在做一有“經濟之體”“貴切時務”的文儒年夜臣，而非做一“取備尋常之對”的詞學文章之士。洪業師長教師說：“杜甫論事常有先見之明；他設策以適用為要；他參謀有見效之功。”[37]盡管《新唐書》本傳稱“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全國年夜事，高而不切”，但究其實，這恰是杜甫踐行孔孟儒道的必定表現。與司馬遷說孟子“迂遠而闊于工作”，其事正對。宋人黃徹謂“老杜似孟子”[38]，不為無因。
正因為杜甫終其平生，時時處處以儒者自認、以儒行自勵、以儒道自期，一刻“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祭遠祖當陽君文》），才使杜詩擁有了絕後絕后的文明性命強度，以及“詩人以來，一人罷了”的人格感情濃度。蘇軾稱道杜甫：“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罷了。”[包養網評價39]東坡所言實有一間之未達，蓋杜甫之“一飲一食，未嘗忘君”，絕非對君主的“愚忠愚孝”，這一點有其上疏救房琯一事可證。杜甫詩云：“廷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年夜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流浪有詩凡四十韻》）。這里的“造化”，所指蓋高于世俗之“君”的形上之“道”。故杜甫的“忠君”，其實就是“行道”。他為房琯辯護時，稱其“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年夜臣體”[40]，這也是杜甫自己的“夫子自道”。杜甫之所以被后人譽為“詩圣”，恰是因為其人其詩充滿著一種感天動地的“周情孔思”[41]。“杜甫以他自己的行為和實踐使儒學所倡導的仁愛之心變得加倍切實可行”[42]。
第三，對孔教的崇奉皈依，既奠基了杜甫在儒學史上的位置，也使杜詩倍增“思力”和深度。作于年夜歷五年（770年）的《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一詩，最能看出詩人的暮年憂思及醇儒抱負：
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願。……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掉墜。
有論者甚至認為，此詩乃杜甫首倡復興儒學之證，開韓愈之先聲[43]。要了解，此時的杜甫不過是“六合一沙鷗”（《旅夜書懷》），且將不久于人世，但他念茲在茲的居然是“孔門”和“儒道”的復興——這實在有些匪夷所思。孔子尚且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可杜甫卻是“不論窮達，都要兼善全國”，“不論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44]。這完整打破了“中國人自得的時候是儒家，掉意的時候是道家”的慣常懂得。前引陳弱水文接著說：“杜甫為個人性命所做的最主要定位是儒者，換言之，他雖浸潤于中古文明的各個思潮，但明顯是以儒為重，佛、道為輕。在中唐以前，這樣明確、強烈的儒者認同感，甚為少見。”[45]并且指出：杜甫的心思結構在思惟史上特別具有衝破意義，其儒家關懷是一種“非功利的，最基礎的，宗教性的關懷”，尤其是“以儒家價值的實踐作為人生的重要目標”，“無疑可以被視為中唐儒家復興的先驅人物”；其“思惟其實屬于較新的形態，屬于一個嚴重思潮變化的開端部門” [46]。也就是說，對于杜甫而言，儒家思惟不是個人世俗榮辱順逆的思惟奧援，而是人格性命中無法改變也無從讓渡的價值依托和宗教崇奉。與其說杜甫是一位“儒者”，倒不如甜心花園說他是一位“孔教徒”來得更準確些。
進而言之，假如將杜甫置于整個儒學史的佈景中加以研判，會發現杜甫對于中唐的儒學復興甚至北宋的理學興起，有著主要的先導感化和啟發意義。前引查屏球文即指出，在杜詩接收史上，唐宋兩代頗有不合，而自宋代以后，清楚有一“杜詩儒學化”的過程。“正包養管道如宋人對韓愈一樣，杜甫之所以能成為宋人‘儒學化’的對象，也因其本身中含有與宋儒思惟相通之處。”“杜詩中的儒學思惟應是儒學初變過程中的特定產物。從杜甫的創作途徑看，他的成長是呈加快型的，即越往后越成熟。這種成熟既表現在藝術功力上，又體現在思惟的深奧上”[47]。清人趙翼論杜詩云：“蓋其思力沉厚，別人不過說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說到非常，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筆力之豪勁，又足復其才情之所至，故深人無淺語。”（《甌北詩話》卷二）這里的“思力沉厚”“深人無淺語”，與其說是對杜詩的藝術鑒賞，毋寧說包養違法是對杜詩思惟深度和詩學高度的指認。
四、詩人杜甫的“詩世界”
現在，問題匯總到一路了。試問：作為學者、儒者兼詩人的杜甫，畢竟若何開出了一個嶄新的“詩世界”？假如他是佛家、道家型詩人，這個中國古典詩學的“漂亮新世界”還能開出來嗎？我們的答覆能否定的。換言之，假如杜甫不是一個儒家，本文所謂“經學與詩學”也就無法成立，而杜甫及其苦心孤詣開出的“詩世界”也將渙然一新！
如上所述，杜甫雖不以經學立品，卻有著極高的經學修養，其圣賢志向及醇儒抱負又培養了其詩歌的思惟深度。這一切對于其詩歌創作天然影響甚巨。且看其在《偶題》一詩中若何自陳襟曲：
文章千古事，得掉寸衷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于斯。前輩飛騰進，馀波綺麗為。后賢兼舊列，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
這里的“法自儒家有”一語畢竟該若何懂得呢？郭沫若認為：“‘法自儒家有’等于說‘詩是吾家事’。故如嚴格地說來，所謂‘儒家’也不過是‘書噴鼻之家’或許‘讀書人家’罷了。”[48]莫礪鋒則以為，這種將“儒家”變成“吾家”的說法“未得正解”，并引翁方綱所說：“杜公之學，所見只是峻絕。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樹道教，全見于《偶題》一篇，所謂‘法自儒家有’也。”（《石洲詩話》卷一）認為：“即解此句作‘予之師法乃取自儒家’之意。”[49]其說可從。而“包養留言板法自儒家有”，不僅指向其“為人”或“人格”，也指向其“為文”或“文格”。杜甫的“經學與詩學”之真意即在此。明人胡應麟曾說：
曰仙曰禪，皆詩中本質。惟儒生氣象，一絕不得著詩；儒者語言，一字不成進詩。而杜詩往往兼之，不傷格，不累情，故自難及。[50]
此語亦年夜有深意。蓋凡是俗見，“曰仙曰禪”，無所掛礙，遺世高蹈，最是“詩中本質”；而“儒生氣象”與“儒者語言”因剴切質實，則“一字不成進詩”；而自杜甫橫空降生，卻“往往兼之”，且“不傷格，不累情，故自難及”。這也從反向證明了杜詩的儒學底色，恰是其“詩世界”的典範特征。胡應麟的這段議論恰是“法自儒家有”一語的精妙注腳。
那么，杜詩畢竟若何“師法”儒家并獲得其“神理”的呢？析而論之，蓋有三種途徑：
一曰“以《詩》進詩”，也即取法《詩經》。對此，杜詩中多有點逗，如“山居精典籍，高雅涉風騷”（《題柏年夜兄弟山居屋壁》）；“縱使盧王操筆墨，劣于漢魏近風騷”（《戲為六絕句其三》）；“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夜聽許十損誦詩愛而有作》）；“鼎食分門戶，詞場繼國包養平台風”（《奉寄河南韋尹丈人》）；更不消說還有“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為六絕句其六》）的名句傳唱不衰。前人早已道明此意，如明人宋濂稱：“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清楚，脈絡之聯屬，誠有不成紊者。注者無慮數百家，何如不爾之思。……說者雖多，不出于彼，則進于此。子美之詩，不白于世者五百年矣。”[51]清人黃子云也說：“少陵七絕，實從三百篇來，高駕王、李諸公多矣。”[52]又黃常明《詩話》：“杜詩多用經語，如‘車轔轔，馬蕭蕭’‘鳣發發’‘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進天陛赤墀，植璧鳴玉，法式森嚴。然后人不敢用者，豈非造語膚淺不類耶！”[53]《詩三百》既是“詩”，又是“經”，“多用經語”起首就是多用《詩》語，蓋其它諸經，雖多胡應麟所謂“儒生氣象”“儒者語言”，但遠不如《詩經》最能體現“詩中本質”。仇兆鰲撰《杜詩詳注》，很年夜的特點即是“以《詩》注杜”，“此中引《詩》共約723處：《國風》339處，《小雅》222處，《年夜雅》91處，《三頌》26處，《詩序》20處，《傳》《箋》《疏》25處。……引《詩》次數之多，觸及篇目之廣，堪稱現代詩歌之最”[54]。可以說，取法《詩經》，恰是杜甫“經學與詩學并重”的最佳體現，更是其“法自儒家有”的堅實依據。
二曰“經史并用”，這是杜甫“經學與詩學并重”的又一體現。沈德潛說：“以《詩》進詩，最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征引，都進詠歌，方別于潢潦無源之學。曹子建善用史，謝康樂善用經，杜少陵經史并用。”[55]其《唐詩別裁集》也說：“唐人詩底本《離騷》《文選》，老杜獨能驅策經史，不第以詩人目之。”又胡應麟《詩藪》更稱杜詩：“言理近經，敘事兼史，尤詩家絕睹。”清人劉年夜勤《師友詩傳續錄》也提到“少陵詩以經中全句為詩”“用史語易，用經語難”[56]的現象。這說明，《詩經》之外，其他諸經中“儒者語言”無不被杜詩所用，而杜詩之“難”，正在“經史并用”。質言之，若無經學，又何來杜詩呢？楊倫的《杜詩鏡銓》，多援用《詩經》《尚書》《周易》《年齡》《論語》《周禮》《爾雅》《年齡公羊傳》《左傳》諸經傳，恰是采用“以經治詩”的方式詮釋杜詩，多角度發掘杜詩蘊含的儒家義理[57]。后世學者所以能“以經治詩”，歸根結底正在于杜詩的“經史并用”，而“史”本來就是“經”的一部門。明人高棅《唐詩品匯》載蜀郡虞集云：
公之忠憤激切、愛君憂國之心，一系于詩，故常因是而為之說曰：《三百篇》，經也；杜詩，史也。“詩史”之名，指事實耳，不與經對言也；然風雅絕響之后，唯杜公得之，則史而能經也，學工部則無往而不在也。
“史而能經”一語，正說明杜詩之所以被稱作“詩史”，乃是因為 “意匠慘淡經營中”（《圖畫引贈曹將軍霸》）、“更覺良工心獨苦”（《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的杜甫，本來就有“以詩傳經”和“以詩修史”的偉年夜抱負！
三曰包養網VIP“以道運詩”。杜甫詩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這里的“道”，既包容了本體意義上參贊六合、仁平易近愛物的儒家“圣道”，也涵攝了功夫或教化意義上的爐火純青之“詩道”[58]。“圣道”與“詩道”交互為用，方可達到“至誠如神”的境界：
讀書破萬卷，下筆若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醉里從為客，詩成覺有神。（《獨酌成詩》）
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逝世填溝壑。（《醉時歌》）
揮翰綺繡包養網車馬費場，才力老益神。（《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
將軍善畫蓋有神，偶逢佳士亦寫真。（《圖畫引》）
盡管杜甫的時代，“文以載道”說尚未明確提出，但劉勰早有“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龍·原道》）的名言，故杜甫所謂“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貽華陽柳少府》），清楚即是“文道之辨”。其不斷在詩文中感歎“吾道”：
年夜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發秦州》）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屏跡三首》）
前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眾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空囊》）
“吾道”既有對“世道”艱難的真實體認，也帶有某種“士志于道”的形上維度和哲學內涵。杜甫的“道”是涵容了乾坤、造化、堯舜、稷契、君臣、黎庶、生平易近、萬物等的“六合萬物一體之仁”。清人方東樹非常深入地指出：
杜、韓之真氣脈，在讀圣賢前人詩，義理志氣胸襟源頭本領上，今以猥鄙不學淺士，徒向紙上求之，曰“吾學杜，吾學韓”，奚足辨其涂轍，窺其深際？……杜、韓盡讀萬卷書，其志氣以稷、契、周、孔為心，又于前人詩文變態萬方，無不融會于胸中，而以其不世出之筆力，變化出之，此豈尋常齷齪之士所能辨哉！（《昭昧詹言》卷八《杜公》）[59]
這里的“義理志氣”，正可用以解讀杜甫所謂“吾道”。方氏又說：“眾人徒知慕公詩，無一求通公志，故不單不克不及及之，并求真知短期包養而解之亦罕見。……杜集、韓集皆可當一部經書讀。”[60]這清楚是在闡發杜甫“詩學與經學”內在關系的問題了。
五、結語：“經典化”與“經學化”
從文學接收的角度看，杜甫的詩歌命運與陶淵明頗為類似，都經歷過一個“由晦而顯”的動態過程。大略同時之儕輩多視若無睹，推許揄揚者，僅二三良知，且多未盡識其廬山真面；而至其人歿后，數十年間，則突現解人，挺陶者如蕭統、鐘嶸，推杜者如元稹、韓愈；然亦未能轉移風氣，力挽狂瀾。降及兩宋，陶、杜二公忽名聲年夜噪，如日中天，稱圣曰祖，信徒彌眾，效仿接力，沸反盈天。二公于中國文學史上卓絕偉年夜之位置，皆在有宋一代始告確立，堅若磐石，固若金湯，千秋萬世，不成移易，豈偶爾哉！這里觸及了一個哲學與文學或許儒學與詩學之內在關系的“年夜哉問”！蓋陶、杜二公，皆以詩名顯于后世，然其學養根柢及人格尋求，又皆在儒家圣賢之道，此一個體性命與文明慧命之“潛流隱線”，在儒學式微、佛老二氏壯盛之齊梁隋唐，實缺乏以內情畢露，故其知音者稀，響應者寡。而至儒學昌明、理學道學張年夜之兩宋，終于潛德開顯，伏流成川。此其一。
其二，有宋一代之詩學，本就有宗經尚理的特點，以致有“本朝詩出于經”（戴復古語）、“學詩者必探賾六經”（朱松語），以及“理備于經，經明則理明”（包恢語）等說法。“在宋人眼里，深于經術，便能知詩之所向，定志之所止”[61]。而杜甫集學者、儒者與詩人于一體的人格氣象，“詩學與經學并重”的詩學尋求，以及在詩體、詩題、詩律、詩法諸方面“集年夜成”的偉年夜成績，天然也就使他成為宋人師法步武的不祧之祖。
古人論及杜詩“經典化”的問題時，經常稱引前人的評論。如北宋孫僅稱杜詩：“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罷了。”[62]鄒浩稱杜詩：“儒家仰之，幾不減六經。”[63]唐庚則說：“六經以后，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64]南宋曾噩《九家集注杜詩序》：“杜少陵巨編，至今數百年，鄉校家塾，齠總之童，瑯瑯成誦，殆與《孝經》《論語》《孟子》并行。”陳善說：“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別人詩乃諸子之流也。”（《捫虱新語》卷一）又敖陶孫稱：“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擬議。”（《臞翁詩評》）張戒《歲冷堂詩話》卷下談及李杜之辨，說：“杜子美、李太白才氣雖八兩半斤，而子美獨得圣人刪《詩》之本心，與三百五篇無包養軟體異，此則太白所無也。”清人黃周星稱杜甫《北征》：“似騷似史，似記似碑，……足與《國風》《雅》《頌》相表里。”（《唐詩快》卷二）蔣士銓更說：“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更有以詩頌美杜詩者，如北宋李綱《杜子美》詩云：“杜陵老平民，饑走半全國。作詩千萬篇，逐一干教化。……筆端籠萬物，六合進熏陶。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嗚呼詩人師，萬世誰為亞！”陸游《讀杜詩》：“千載詩亡不復刪，少陵談笑即追還。嘗憎晚輩言詩史，《清廟》《生平易近》昆季間。”諸這般類，不勝枚舉。正如臺灣學者吳怡鳳所言：“杜詩之所以具有經典意義乃因它與《詩經》典律之相分歧，這套典律是在合適儒家思惟下所完成的……這些準則其實都可以在漢代的《詩·年夜序》中看到，基礎上它在詩歌的情志請求上是以孔子及六經的思惟為正則。”[65]此一說法與本文論旨不謀而合。
不過，需求特別指出的是，杜詩的“經典化”途徑，因為伴隨著中唐儒學復興和北宋理學奠定的全過程，比任何一位現代詩人都更具“經學化”的內涵和思惟史的意義。在杜甫這里，作詩不是吟風月弄花卉的文人雅事，而是“文雅憂患余，圣哲垂彖系”（《宿鑿石浦》）、“圣賢古法則，付與后世傳”（《杜鵑》）的圣賢志業。詩人在《秋興八首之三》中寫道：“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苦衷違。”這里的“匡衡抗疏”，蓋指杜甫至德二載（757年）疏救房琯事，而“劉向傳經”則以劉向自比——“將欲作之事寓為‘傳經’，天然有嚴肅的歷史文明意義”[66]。毋寧說，杜甫平生這般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地作詩，恰是為了“以詩原道”“以詩宗經”和“以詩征圣”！
有道是“求仁得仁”，杜詩之所以被后人認為頡頏六經，比肩風騷，恰是其終生努力于“以《詩》進詩”“經史并用”“以道運詩”的詩學創造所結出的累累碩果。只不過，杜甫能將學問和經術化于無形，恰如“著鹽水中”，了無痕跡。元好問嘗言：“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于無學者耳。”“故謂杜詩為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前人中來，亦可也。後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于滅沒生死之間，物色雌雄，人所共知者，為可略耳。”[67]“學至于無學”，即是渾然天成，不加雕飾。這大要是杜甫“神于詩”并“圣于詩”[68]的最佳體現吧！
注釋：
[1] [宋]王安石：《杜工部詩后集序》，《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710頁。
[2] 按：今見《唐人選唐詩（十種）》（上海古籍出書社1958年版），除韋莊《又玄集》選杜詩7首外，余本均未選杜詩。
[3]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362頁。下引杜甫詩文均以此書為準，僅隨文注出題目，頁碼不再詳注。
[4] 參見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第308頁。
[5] 朱東潤師長教師還說：“當然有人說李白的天賦遠遠超過杜甫，這個我們不置一詞，因為我們對于天賦無從權衡；也有人說李白不是儒家而杜甫是儒家，是以李白比杜甫高超得多，這個我們也不置一詞，因為李白求仙受箓，是一位道家，道家的脫離勞動國民，并不比儒家高超幾多。”見氏著：《杜甫敘論》，武漢：華中科技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第4頁。
[6] [清]吳之振等選：《小畜集鈔·日長簡仲咸》，《宋詩鈔》，[清]管庭芬、蔣光煦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6頁。
[7] 聞一多：《杜甫》，見氏著：《神話與詩》，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97年，第260頁。
[8] [宋]陸游：《讀杜詩》，《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755頁。
[9] [宋]孔平仲：《題老杜集》，《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747頁。
[10] [清]仇兆鰲：《原序》，《杜詩詳注》第一冊，第1頁。
[11] [唐]杜甫：《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696-2697頁。
[12] [唐]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681頁。
[13] [唐]杜甫：《進雕賦表》，《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631頁。
[14] [唐]杜甫：《進封西岳賦表》，《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615頁。
[15] [明]郝敬：《杜詩題辭》，《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817頁。
[16]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631頁。
[17] [宋]蘇軾：《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蘇軾詩集》卷六。
[18] [宋]黃庭堅：《答洪駒父書》，《豫章黃師長教師文集》卷一九。
[19] [清]黃生：《杜詩說》，《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825頁。
[20] [清]沈德潛撰，王宏林箋注：《說詩晬語箋注》，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13年，第14頁。
[21] 查屏球：《杜甫與新儒學的萌發》，見氏著：《從游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上海：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第438頁。
[22] 錢穆：《談詩》，見氏著《中國文學論叢》，北京：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18、116頁。
[23] 參見向以鮮：《整體性、音樂性及物性論——側記》，支出劉強主編：《原詩》第四輯，鄭州：河南國民出書社，2022年，第441頁。
[24] 莫礪鋒：《杜甫評傳》，第25頁。
[25] [唐]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601頁。
[26] [宋]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有以詩集呈南軒師長教師（張栻）。師長教師曰：‘詩人之詩也，惋惜不由品味。’或問其故，曰：‘非學者之詩。學者詩讀著似質，卻有無限味道，涵泳愈久，愈覺深長。’”竊謂杜詩兩者兼而有之，而總體上更具“學者之詩”的特質。
[27] [清]陶開虞：《說杜》，《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827頁。
[28] [清]仇兆鰲：《附進書表》，《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843頁。
[29]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上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1年，第288頁。
[30] 洪業：《再說杜甫》，見氏著《杜甫：中國最偉年夜的詩人》，曾祥波譯，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20年，第376頁。
[31] 詳參劉強：《陶淵明接收史上的儒道博弈》，《古籍研討》第69輯，合肥：安徽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
[32] 詳參查屏球：《從游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第四章《安史之亂中的士風與詩風》，上海：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第377-432頁。
[33] 莫礪鋒：《杜甫評傳》，第10頁。
[34] 錢穆：《談詩》，見氏著：《中國文學論叢》，第112頁。
[35]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71年，第189頁、第195頁、第182頁。
[36] 陳弱水：《思惟史中的杜甫》，參氏著：《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惟的轉型》，桂林：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第189頁。
[37] 洪業：《再說杜甫》，見氏著：《杜甫：中國最偉年夜的詩人》，第376頁。
[38] [宋]黃徹：《䂬溪詩話》卷一。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47頁。
[39] [宋]蘇軾：《與王定國四十一首·八》，《蘇軾文集》卷五十二，孔凡禮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517頁。
[40] [唐]杜甫：《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660頁。
[41] [宋]王彥輔《增注杜工部詩序》云：“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匯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崖，森然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線人，非特地語天出，工于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生齒。”見《杜詩詳注》第八冊，第2715頁。
[42] 莫礪鋒：《莫礪鋒講杜甫詩》，桂林：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第305頁。
[43] 鄧小軍：《唐代文學的文明精力》，臺北：文津出書社，1993年，第282-292頁。
[44] 蕭滌非：《國民詩人杜甫》，中華書局編《杜甫研討》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97頁。
[45] 陳弱水：《思惟史中的杜甫》，前揭書，第201頁。
[46] 陳弱水：《思惟史中的杜甫》，第190、202、211頁。
[47] 查屏球：《從游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前揭書，第435、463頁。
[48]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第147頁。
[49] 莫礪鋒：《杜甫評傳》，第15頁。
[50] [明]胡應麟：《詩藪》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79年，第91頁。
[51] [明]宋濂：《杜詩舉隅序》，《杜詩詳注》，第2723頁。
[52] [清]黃子云：《野鴻詩的》，丁福保編：《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78年，第851頁。
[53]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第16頁。
[54] 何慎怡：《杜詩引考》，《第六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書社，2005年，第289、300頁。
[55] [清]沈德潛撰，王宏林箋注：《說詩晬語箋注》，第16頁。
[56] 丁福保編：《清詩話》，上冊，第154-155頁。
[57] 譚坤：《論楊倫的經學意識》，《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5期。
[58] [清]楊倫《杜詩鏡銓》評《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五古後人多以質厚清遠勝，少陵出而沉郁頓挫，每多年夜篇，遂為詩道中另辟一門徑。無一語蹈襲漢魏，正深得其神理。”
[59]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包養留言板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61年，第211-212頁。
[60]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第215-216頁。
[61] 參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年，第128-129頁。
[62] [宋]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見《杜詩詳注·附編》，第2238頁。
[63] [宋]鄒浩《道鄉師長教師文集》卷二七《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序》。
[64] [宋]唐庚：《唐子西文錄》，《歷代詩話》上冊，[清]何文煥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43頁。
[65] 吳怡鳳：《杜甫與：一個文學典律構成的考核》，《詩經研討叢刊》2002年第2期，第45頁。
[66]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惟的轉型》，前揭書，第199頁。
[67] [金]元好問：《杜詩學引》，《杜詩詳注》，第2726頁。
[68] [宋]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船、駕玉車也。無待者，神于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圣于詩者歟？”（《誠齋集》卷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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