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近族、國平易近與國家——康有為、章太炎關于樹立現代國家的不合
作者：干春松
來源：《孔子研討》2021年第4期
摘 要：維新運動掉包養犯法嗎敗后，康有為、章太炎針對若何樹立現代國家的問題，產生了一番交鋒：起首，在平易近族問題上，康有為采用“文明平易近族”觀，主張滿漢融會，為新國家供給堅實的平易近族氣力；章太炎堅持“歷史平易近族”觀，強調滿漢在歷史中的差異性，漢族應當是新國家的主體。其次，在反動問題上，康有為從公羊學的三世說出發，認為反動平易近主是未來社會的狀態，中國的時情只適合君主立憲；章太炎借用公羊學的包養ptt復仇理論，論證排滿反動才是樹立國家的最佳方法。康章論戰后，章太炎因言獲罪。在獄中，他完成了“轉俗成真”的思惟轉化，在反動建國的現實戰略之上，參加了更具超出性的價值思慮。在摸索幻想社會的層面上，章太炎超出平易近族主義的五無論，與論敵康有為的年夜同說，有著目標上的分歧性。
關鍵詞：康有為;章太炎;年夜同;五無論;
作者簡介：干春松，男，1965年生，浙江紹興人，北京年夜學哲學系傳授，儒學研討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為儒家哲學、近現代思惟文明等。
一、從“客帝”到排滿：章太炎與維新派的決裂
章太炎自述本身從小就樹立了仇滿的思惟，但一向到19世紀末他都沒有擺脫維新思惟的影響，好比他承認“客帝”的公道性。維新運動的掉敗包養感情和隨后清當局的荒蠻表現，使他埋在心底的仇滿意識又獲得激發。這種轉變的標志是1900年他參與唐才常于7月26日和29日召集的“國會”。這個會議推舉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任總干事。這個“國會”的主旨充滿著相互沖突的主張，好比強調保全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承認滿清當局有統治中國的權力，可是又要請光緒天子復辟等。這些牴觸也反應出維新思惟家在新次序與舊天子之間的取舍窘境。章太炎憤而加入了這個組織，并剪失落了本身的辮子，表現了他“不臣滿洲”的立包養意思場，從而與康有為的保皇黨之間實現了決裂。身處維新陣營的梁啟超在這個時期立場幾度游移【1】，有一部門激進的康有為門生則直接投進反動派的陣營。對此，康有為試圖通過把持梁啟超、歐榘甲等人來停息康門內部的立場紛爭。他正告梁啟超級人說，假如我們背棄光緒，就是不義；你們若變節我，也是不義。你們若要投靠反動派，他只能發表公開宣言與門生們決裂。為此，梁啟超又轉回保皇立場，他在本身掌管的《清議報》上發表了《中國積弱溯源論》，重復了康有為把矛頭指向慈禧的戰略，認為中國的落后重要是因為慈禧等人的專權，若能把權力還給光緒天子的話，便可轉弱為強。章太炎認為梁啟超屈從于老師而不明事理。針對《中國積弱溯源論》，章太炎撰寫《正仇滿論》（1901年8包養網評價月10日，刊于《國平易近報》）予以批駁，從內容和具體的來由看，都可以視為1903年康有為和章太炎關于反動的爭論之前奏，在《駁康有為論反動書》一文中，章太炎大批援用了《正仇滿論》中的文字。
在《正仇滿論》中，章太炎指出本身之所以主包養行情張反動，是由于“理勢所趣”。他強調：排滿，并非是為了報與滿洲的私仇，而是順應歷史潮水。他說，滿族人在漫長的清朝時期對漢族人進行屠劊、焚劫、鉗束，而義和團等事務則表白滿族統治者已經沒有才能統領這個國家走出窘境，所以就應該通過反動來顛覆。反動乃包養app社會之正義而非為漢族之復“私仇”。
章太炎對梁啟超的論證做了反駁，他說光緒并非梁啟超所描寫的那種圣主，光緒所進行的改造亦非真正為了國平易近的好處，只是為了鞏固滿族統治罷了。自清朝樹立以來，滿漢之間并沒有一體化。若不排擠滿族，要讓國家有凝集力是不成能的。他尤其反對梁啟超以歐洲各國君統乏嗣、迎立異國公族為例來說明異族統治的公道性的做法，盡管在《客帝》篇中，他本身也引述過類似的例子。這個時候，他開始反思一度主張的“客帝”論。他從庚子事變中蒼生不支撐滿清當局的現象推論說：“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平易近之敵，不成得也。”【2】故而在《訄書》的新版中刪往了《客帝》這篇文章。
章太炎進一個步驟說，排滿是包養犯法嗎讓滿族人回到他們原來生涯的東北，而將華夏恢復為漢族的國家。他將之歸納綜合為“保性命不保權位”，這個說法所針對的是戊戌前康有為創立保國會時所提出的“保中國不保年夜清”的說法。章太炎說，康梁既然有“保中國不保年夜清”的態度，說明他們與滿清皇權也有裂隙。章太炎最后說，立憲與否在于能否能確立平易近權，不克不及把立憲的盼望依靠在天子身上。君包養心得主立憲是一個相互沖突的目標，康梁的真實意圖并非是要立憲，只是要“忠君”罷了【3】。
總而言之，章太炎認為既然滿清當局無力抵御外敵，又難以成為凝集平易近氣之焦點，所以必須以逐滿作為反動的手腕，否則國家終將成為歐美的奴隸。
《正仇滿論》是近代反動派對改進派進行理論批駁的第一篇文獻。在這個階段，康有為發表了《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等文章，繼續闡發他的改進立場、平易近族觀念和對未來中國的設想。章太炎則寫下了《駁康有為論反動書》來系統回擊康有為的政治立場。章太炎主張反動、反對保皇，并以歷史平易近族來對治康有為的文明平易近族觀念。在思惟學術層面，繼續對作為改進派的思惟基礎的今文經學進行批評。文章的發表及隨后的系獄，使章氏這般艱深的文章獲得廣泛的傳播，擴年夜了反動派的影響力。
二、“文明平易近族”與“歷史平易近族”視野下的平易近族國家圖景
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中，康有為著力于解決排滿所帶來的“平易近族”問題。此問題在近代中國至關緊要，當現代平易近族國家觀念傳進中國，若何促進多平易近族的王朝國家轉型為現代平易近族國家，與人們對于“平易近族”的認知親密相關。在這方面，康有為采器具有明顯公羊學顏色的夷夏觀念，即平易近族的成分并不來自于種族而是取決于“文明認同”，也即“蠻夷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文明平易近族觀念。這樣的觀念強調平易近族的融會，而反對種族的對立。在《不克不及行反動書》中，他說，生涯在中國邊境上的分歧種族在歷史演進過程中不斷融會，構成了一個多平易近族共存的國家。“當時中國平易近數，僅二三千萬，計今四萬萬人中，各種幾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為夷裔夏裔乎？若必并此而攘之，恐無從檢姓譜而行之也。”【4】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成能再區分種族而驅逐異類。康有為說：“夫夷夏之別，出于年齡。然孔子《年齡》之義，中國而為蠻夷則夷之，夷而有禮義則中國之。……然則孔子之所謂中國、蠻夷之別，猶今所謂文明、野蠻耳。故中國、蠻夷無常辭，從變而移。當其有德，則蠻夷謂之中國；當其無道，則中國亦謂之蠻夷。將為進化計，非為人種計也。”【4】滿族人在進主華夏之后，接收了儒家教化，所以，事實上已進于中國，不克不及再視之為異族而排擠他們。
對此，章太炎也是從史實進手進行反駁。他認為滿洲在中國歷史上屬于東胡，而非北狄，按東方的說法是“通古斯”種，滿族跟中華不是統一種族。
章太炎還引進東方的種族觀念指出：“晚世種族之辨，以歷史平易近族為界，不以自然平易近族為界。”【5】“歷史平易近族”概念對于懂得章太炎的平易近族觀念非常主要，他所要強調的是配合生涯的歷史對于平易近族認同包養情婦的主要性。對此，他在寫于1904年的《序種姓》一文中進行了更為深刻的包養甜心網闡述：“然自豪古生平易近，近者二十萬歲，亟有雜殽，則平易近種羯羠不均。古者平易近知漁獵，其次畜牧，逐水草而無封畛；重以部族戰爭，更相俘虜，羼處互效，各掉其本。燥濕滄熱之異而理色變，雌雄接構之異而顱骨變，社會階級之異而風教變，號令契約之異而語言變。故當代種同者，古或異；種異者，古或同。要以有史為限斷，則謂之歷史平易近族，非其本始然也。”【6】在他看來，即便在來源上是統一種族，基于分歧的歷史和地輿環境的影響，構成了分歧的文明和風俗習慣，這樣，也就天然變成分歧的平易近族了。看上往“歷史平易近族”的觀念與公羊學“蠻夷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有類似的處所，但仔細剖析，其區別甚為關鍵。章太炎所強調的歷史平易近族更強調主體平易近族的配合生涯經歷，這其實也回應了japan(日本)和韓國在明代之后，認為他們更能夠代表中國的論調。從近代japan(日本)侵華理論的發展看，japan(日本)對于文明意義上的“中國”的自認不難成為japan(日本)軍國主義侵犯中國的理論先導。
康有為倡導平易近族融會論、反對排滿反動自有其現實考量。在他看來，接收滿洲所開拓之國土是推動現代中國國家樹立的條件。並且，國家之強年夜，必須“旁納諸種”：“國朝之開滿洲、回疆、蒙古、青海、躲衛萬里之地，乃中國擴年夜之圖，以逾唐、漢而軼包養一個月價錢宋、明，教化既益廣被，種族更增雄厚。俄羅斯所以為年夜國者，豈不以旁納諸種之故？然則滿洲之合于漢者，乃年夜無益于中國者也。”【7】在外敵環伺的情況下，唯有團結國內各平易近族，才幹增強抵禦外侮的實力。
或許是認為平易近族問題牽纏引發的糾葛過多，梁啟超接收“國平易近”【8】的觀念以代替“族平易近”的觀念。梁啟超接收了伯倫知包養甜心網理的國家學說，結合japan(日本)人對于citizen一詞由“國民”向“國平易近”的轉換，從而懂得“國平易近”與“族平易近”或種族之間的分歧。這個問題域的轉換非常主要，即可以發展為討論未來的“國平易近”應包括哪些人來化解簡單的平易近族對立。但是對于這個問題，章太炎要到1906年前后才進行系統的討論。其在1903年的《駁康有為論反動書》中，重要強調的是驅逐滿族的種族反動，對于若何對待境內其他平易近族的問題則并沒有仔細考慮。在平易近族和國家凝集力的問題上，章與康的見解迥異。章太炎認為恰是因為滿族長期排擠漢族，養尊處優，適成為其自我毀滅的禍根。而統治者的無能恰是中國掉往凝集力、缺少抵禦力的元兇，是以，非逐滿無以成新國，要樹立富強的國家，就必須驅逐滿族人。
章太炎的思惟整體上是種族主義還是平易近族主義，學術界存有很年夜的爭議【9】，可是，假如從分歧階段的思惟特征而言，章太炎在1903年前包養網站后劇烈的種族主義顏色是非常明顯的。他本身在1906年前后對這種種族主義立場進行清楚釋。有人做如是問：晚清的平易近族牴觸的焦點應該是對外敵，確切地說是東方的殖平易近侵犯，而滿族已經積弱，所以“反對強種可也，何取以排滿為幟耶？”章太炎的答覆是：“平易近族主義非遍為人群說法，顧專為漢人說法耳。夫排滿即排強種矣，排清主即排王權矣。”【10】章太炎指出，排滿乃是當時最為合宜的戰略，排滿或許不是一個“高貴”的主張，但卻是當時最為有用的反動動員手腕，似乎承認排滿是反動“戰略”。
沿著這個思緒，章太炎并不避諱他之倡導平易近族主義重要是關切漢人包養ptt的好處，并非講究一切人的好處，是以他的思惟的立場也是從漢人的立場出發。他對康有為的廣泛主義立場提出了尖銳批評。他在《學隱》篇中就對以年夜同為幻想而含混平易近族邊界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認為這樣的學說無異是在為“漢奸”【11】張目。
章太炎與康有為對于滿漢關系的另一個爭論點在于若何懂得滿族統治之下滿漢能否同等，漢人在清朝時期能否是滿族人的奴隸。
康有為在《不克不及行反動書》中認為，清朝在價值觀上接收了儒家的觀念，即已經“漢化”了，而只是在服裝和發辮上以滿洲為準，這個做法被康稱之為“化漢”。並且清朝還廢除了明朝的一系列苛政，并奉行納丁于地的一條鞭法，這樣的軌制使得形成人們妻離子散的徭役永遠廢除，稱得上是“古今之最暴政”【12】。是以反動黨對于清朝統治的批評，也不應上升為種族排擠。
康有為進一個步驟認為，漢族人在清朝并沒有遭到歧視，漢人有才者，也可以為宰相，而在晚清，實際的政治把持權更是已經在漢族人手中。康甚至認為滿漢并設，是有利于漢人的做法。不過對于八旗之設，康有為并沒有為之辯護，而是指出一向以來就有人提出改變的計劃，以除其弊病。好比讓八旗後輩改業農工商賈，自謀生計，或是采取屯田的辦法。總之，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假如光緒帝復辟的話，必定會“妥籌良法安頓而改之”【12】。
對于康有為的上述言論，章太炎反駁說滿族人決心維護他們的特權，清當局所采取的接收儒家之教化的戰略只是“愚平易近之計”罷了。在章太炎看來，漢人在滿族統治的幾百年內一向沒有獲得實質性的同等對待，即便是晚近曾國藩、左宗棠等雖然把握了必定的權力，也只是供滿族統治者驅使罷了，正好說明漢族人是滿族人的奴隸。“夫所謂奴隸者，豈徒以情勢言邪？曾、左諸將，倚畀雖重，位在藩鎮，蕞爾彈丸，未參內政。”【13】清當局對于漢族人始終存有防范之心，在章太炎看來，康有為各式為滿族統治者辯護，是要讓滿族統治永遠延續，而使漢族人永為奴隸。
康有為一向以保皇為職志，所以在他筆下，光緒天子是一個賢明勇武之君主，甚至認為光緒那種“公全國而無少私，視天位如敝屣”【12】的境界，不僅歐洲各國所未有，並且也是中國數千年所未聞。在他看來，晚清的政治掉敗完整在于慈禧和榮祿，是他們割地喪權、顛覆新政、通同義和團，形成了中國的掉敗。是以，湯、武式的反動，是要殺無道之桀紂，而不是有道且試圖改造的光緒。是以，公道的做法應該是“勤王討賊”，也就是救出天子而討伐慈禧、榮祿。
在章太炎看來，光緒天子連本身的權力都保不住，怎能擔得勇武之名。光緒天子即便想奉行新政，其目標也并非真是為了立憲，而只是為了維護本身的統治權力罷了。信任滿洲貴族是為國家之好處而著想就比如想象年夜海之水變成酒一樣，是徹底的空想。康有為之所以仍然信任光緒，完整是為了本身的私家前程，即盼望在這個機緣中獲得機會，且從此成為“彼固終日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者爾”【14】。
三、經學觀念影響下的政治手腕差異
康、章之間政治立場的差異，與他們在經學立場上的古今之異關系親密【15】。
有學者通過對《訄書》初刻本的研討認為，章太炎在這個時期的經學觀念仍然深受康有為的影響，而1904年《訄書》重訂本的出書，“反應了章氏經學觀念上的激變，他將古文經學改革為史學的基礎傾向年夜致奠基，與康有為分道揚鑣的獨立的新古文經學的基礎觀念也做了初步的規劃。”【16】而這個時間，已然是他寫完《駁康有為論反動書》之后了。
康有為的經學立場同樣復雜。假如說康有為在1890年月發行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重要是發揮公羊學的“托古改制”思惟的話，那么1898年后康在亡命期間，他更為重視若何使公羊學能夠面對萬國競逐的“新世界”。
康有為非常重視三世說所內含的“時”的觀念，認為以當時中國人心未化之狀態，不應妄圖立即出現一個華盛頓。這也是孔子之所以并未倡導年夜同之全國，而東方也沒有立即奉行年夜同之緣由。他說：“今反動平易近主之方，適與中國時地未宜，可為幻想之空言，不克不及為實施之實事也。否則，中國之人，創言平易近權者仆也，創言正義者仆也，創言年夜同者仆也，創言同等者仆也；然皆仆講學著書之時，預立至仁之理，以待后世之行耳，非謂本日即可全行也。”【17】康有為舉例說，他雖然主張全國年夜同，可是在這個列強交爭的時代，他必定會先愛本身的國家，這合適據亂世要先內其國外諸夏的原則。同樣，雖然主張全國為公，可是在這個家族主義的時代，必定要先愛護本身的家人，總不會先往關心路人。“仆生平言平易近權、言公議、言國為平易近公共之產，而君為平易近所請代表之人，而不愿反動平易近主之事，以時地相反，妄易之則生年夜害，故孔子所以有三世三統之異也。”【17】在康有為看來，中國既然是由據亂到升平，那么所應采用的天然只要君主立憲，是以，他必反對以反動的方法走向共和，無論從平易近眾的素質和對共和的清楚諸方面看，當時還不是反動之“時”。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反動書》采用的是借力打力的伎倆，經常用康有為本身的立論來指出其內在的牴觸之處。
其一，駁斥康有為的天命包養一個月說。康有為反對社會上廣泛風行的清朝天命已絕的說法，認為光緒歷經患難而復出的經歷，均是天命所歸的表征。章太炎譏笑康有為拿天命說來為光緒甚至清王朝的命運背書，類似于王莽面對劉秀的軍隊時所說過的“生成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那種誑語。事實上，王莽最終被綠林軍所殺。章太炎之所以用王莽來比擬光緒，是因為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說劉歆偽造《左傳》是為了助王莽篡漢，在這里是拿王莽來比方康有為著力維護的光緒帝，認為光緒身上并無“天命”。
章太炎還玩起了文字游戲，他說《中庸》書中以“天命”為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而光緒的名字是“載湉”，剛好帶有“載”，所以意味著努爾哈赤皇朝命運的終止包養金額，共288年。他說“往時魏源、宋翔鳳輩，皆嘗附之三統三世，謂可以前知未來，雖長素亦或竺信者也。”【18】這里即是借公羊家之三世說來預示清朝的命運到光緒帝就該終結了。
其二，康有為認為對于境內的少數平易近族，應該采用公羊中“內其國”的戰略來融攝，而未來的承平世，各種族必定同等。章太炎說據亂世和升平世仍然處于平易近族主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宣傳滿漢一家的平易近族融會論，則是自悖其三世說的。“長素固言年夜同正義，非本日即可全行。然則本日固包養管道為平易近族主義之時代，而可溷殽滿、漢，以同薰蕕于一器哉！時方據亂，而言承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說也？”【19】在章太炎看來，既然當下非年夜同之世，那么，康倡導年夜同時代才能夠的種族同等也屬于躐等。
公羊學主復仇，這點卻為康有為所反對，是以也反對章太炎所主張的仇滿觀念。對此，章太炎認為康有為違背了公羊義例。他諷刺康有為說：“向之崇敬《公羊》，誦法《繁露》，以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成侵略者，今則并其所為復九世之仇而亦議之。”【19】章太炎嘲弄說：康有為假如是一個真誠的公羊學家，就應該主張向滿族復仇。
公羊學是儒家“反動”理論之大批，但康有為卻主張改進反對反動。康有為擔心中國像法國一樣，由暴力反動而導致國家處于混亂的局勢。“夫反動非一國之吉利善事也。……夫今志士仁人之發憤舍身命而倡年夜變者，其初豈非為救國平易近哉？乃必自殺數萬萬人，往中國人類之半而救之，孟子言殺一不辜而得全國不為，況于屠殺同種數萬萬人哉？且殺子而救其孫，既不為智，況并孫而不克不及救，終于對峙而贈別人。試問中國同胞何仇于彼，而造此無量之苦海惡孽乎？”【20】
是以，康有為設想了一種社會發展的路線圖，他認為無君和均產的社會屬于未來幻想社會，“歐洲須由立憲君主，乃可漸致立憲平易近主；中國則由君主專制，必須歷立憲君主，乃可至反動平易近主也。”【20】他比較了歐洲各國的憲政歷程，認為英國是看到了法國年夜反動所形成的社會混亂和生靈涂炭的后果，故而采取了君主立憲制，而最值得贊賞的則是德國用“專制之權以變法，乃今最適時之靈藥、曾效之驗方，吾親服之而致效。今德國驟強，亦全國所共見也。亦愿抄此驗方，與諸君共服包養情婦之。”【20】
康有為伸張王權的主張還有一個主要的考慮是反對反動派所主張的自立主張，他并專有一封信21致梁啟超和其他康門門生，專門討論印度自立而導致印度被英國所吞沒的教訓。他認為在中國面臨強敵的情勢下，唯統一而成一年夜國，才有能夠抵禦外敵，否則氣力疏散，更有能夠被各國所滅亡。“今真能自立，則必各省相爭；即令不爭，而十八省分為十八國。……則國勢不過為埃及、高麗罷了，更受年夜國之把持奴隸罷了，如印度之各省獨立而授之外人罷了。……夫今地球競爭，為何時乎？自吾身所見，強大之邦，歲月被滅，不成勝數。”【20】反之，德國和意年夜利，則因為將國內各小國合而為年夜國，所以一躍而成為歐洲之強國。“普國獨伸王權，開尊王會，卒能合日耳曼二十五邦而挫法，合為德國，稱霸年夜地。嘉富洱乃力倡平易近權者，而必立薩諦尼為共主，備力設法，而合十一邦為意國，故能列于眾年夜，為歐洲之強國。使二子者但言反動平易近主，則日爾曼、羅馬紛亂數十年，必永為法、奧、俄所朋分隸屬罷了，豈能為強霸之國哉！”【20】這或許是康有為在印度亡命的直接親身經歷所帶給他的啟示。
對于康有為主張立憲、反對反動的論說，章太炎的反駁則重要集中于三點：
第一，反動和立憲都必定要經歷暴力的階段。章太炎認為暴力階段并不克不及防止，任何社會變革需要經過漫長的斗爭才可獲得，并不克不及指看滿洲當局自動放棄他們的好處。“長素以為反動之慘，流血成河，逝世人如麻，而其事卒不成就。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平易近變，始得不受拘束議政之權。平易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旝變也？近觀japan(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后之立憲亦不克不及成。故知流血成河，逝世人如麻，為立憲所無可幸免者。”【22】章太炎亦以世界各國的歷史特別是japan(日本)的歷史為例來論證暴力的必定性。
章太炎進而認為康有為所主張的有君主主導的立憲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立憲，而仍然是專制。因為立憲要依賴于平易近權而非君權，那種祈求君主發仁心來立憲是于理欠亨而好笑的。所謂反動，就是顛覆阻礙變革的人，而不是往請求其批準。
第二，平易近智要待反動來開啟。章太炎認為康有為對“反動者”提出了過高的智力和品德的請求。進而言之，反動是培養人的聰明和勇氣的最佳方法，“人心之聰明，自競爭而后發生，本日之平易近智，不用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反動以開之。”【22】反動是掃除舊俗、啟發正義的良藥。
章太炎進一個步驟將反動的公道性訴諸于平易近意。他說，從承平天國的起義和義和團起義來看，清朝已經掉往了廣年夜國民的支撐，是以，清朝就應該是被反動的對象，為了實現反動目標，甚至于借助外力甚至割據自立都是可以被接收的。一部門人的不受拘束也比一切人均遭遇奴役要好一些。
第三，章太炎認為君主立憲不具有可操縱性。在他看來，君主立憲的最年夜窘境是若何安頓滿洲貴族的問題，假如議院中的議員多是滿洲貴族的話，會導致漢人在議會政治中難以主張本身的權力，君主立憲仍然會是有君主而無立憲。的確，1905年之后的預備立憲過程中皇族內閣的出現，也證明了章太炎的預見性。
從反動派日漸壯年夜的趨勢看，這次圍繞著“反動”的康章論戰，章太炎獲得了宏大的勝利。不過章太炎也因為直接攻擊皇族而獲罪下獄。
尾聲：超出國家的“五無”與“年夜同”
鐵窗生活促進了章太炎思惟的一個嚴重轉折，他在獄中閱讀了《瑜伽師地論》等大批釋教作品，完成了他的“轉俗成真”的思惟轉化。盡管反滿反動的立場并沒有發生變化，可是在《平易近報》時期，他對于同等、國家、人類的遠景等有了系統的思慮，撰寫了《齊物論釋》《俱分進化論》《國家論》和《五無論》等作品。而亡命初期的康有為，則在從頭注釋《論語》《孟子》《中庸》等作品的過程中，豐富他的三世說，并在這個階段完成了他影響宏大的《年夜同書》。
有研討者指出，康有為的年夜同幻想具有一種強烈的廣泛主義傾向，是以他并不認為特別的歷史是主要的。而章太炎則主張“一事一理”，所以，會傾向于平易近包養網站族主義，并強調平易近族主義的焦點氣力樹立于特別的歷史之上。章太炎在給鐵錚的信中，開始比較明確地表白這種差別。“仆以為平易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軌制、地輿風俗之類，為之澆灌，則蔚然以興矣。否則，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平易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為宗，宗孔氏者，當沙汰其干祿致用之術，惟取前王成跡可以感懷者，流連弗替。《年齡》而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歷史之學也。《年齡》而下，則有《史記》《漢書》，以致歷代書志、紀傳，亦孔氏歷史之學也。若局于《公羊》取義之說，sd包養徒以三世、三統狂言相扇，而視一切歷史為芻狗，則違于孔氏遠矣！”【23】這封信可以解釋章太炎所一貫堅持的歷史平易近族主義特點，但令人不解的是，這個時期的章太炎始終存在著行動上的堅決性和理論上的超出性之間的緊張。好比反動派的共和理念以實現同等的社會次序和國際次序為目標，但他的《齊物論釋》卻要告訴人們“同等”自己所能夠形成的悖論，即對于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忽視會犧牲個體的禮儀。排甜心寶貝包養網滿反動的目標是樹立一個新的國家，但章太炎卻看到了國家對于“個體”的能夠壓制。他說：“一、國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實有者；二、國家之感化，是勢不得已而設之者，非理所當但是設之者；三、國家之事業，是最鄙賤者，非最神圣者。”【24】出于對三世說中所包括的進化主義原因的不滿，章太炎在《俱分進化論》中提出了善惡互為助力的能夠性，這都構成了章太炎所特有的多層次的思慮才能，也體現出在排滿和包養妹反對殖平易近主義的多重目標下，反動理論自己所需求的多重面向，盡管這樣的思慮對于反動實踐自己也構成了自我解構。
在章太炎這般復合層次的思惟層面，我們卻也可以看到他與康有為在社會幻想上的“分歧性”。在《五無論》中，章太炎說，現代人不敢衝破天然的局限，所以會接收國家和當局，而平易近族主義則是這些社會建制的價值基礎。是以他向往一種超出平易近族主義的“五無”境界，即無當局、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25】。這會令我們想起康有為《年夜同書》中所設想廢除了一切“邊界”的未來社會。康有為之佛學積累雖不若章太炎，但他的《年夜同書》亦是從眾生皆苦出發，來剖析人類苦難的來源，并尋求解脫這些苦難的能夠性。他認為個體存在、家、國、種族這些原因都是人類利己心和相互爭奪的緣由，由此，他主張要廢除這些制約人類幸福的“界”而直奔年夜同幻想。不過，康有為認為年夜同幻想乃是他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密躲而不發表，也沒有記錄表白章太炎讀過《年夜同書》。但從《五無論》和《年夜同書》中，我們卻可以看到他們不合背后的分歧性，這就是對人間苦難的憐憫不忍之心。所差別在于章太炎是以“無”來解構“有”，而康有為則是存“有”體“無”。
注釋
1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信中說，現在是平易近族主義時代，非此難以立國，并轉告康有為，歐榘甲等人在文章中已經直接用“滿賊”等詞匯。見張榮華編:《康有為來往書信集》，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版，第593頁。
2章太炎:《客帝匡謬》，載《章太炎選集·訄書重訂本前錄》，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年版，第120 頁。
3章太炎:《正仇滿論》（一九〇一年八月旬日），載《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補編（上）》，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7年包養網dcard版，第222—227頁。
4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載《康有為選集》第六集，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版，第327，327頁。
5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反動書》，載《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年版，第176頁。
6 章太炎:《序種姓上第十七》，載《章太炎選集·訄書重訂本》，第169頁。
7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載《康有為選集》第六集，第328頁。
8 1899年梁啟超作《論晚世國平易近競爭之年夜勢及中國之前程》一文，即從平易近與國之間的依存關系來應用國平易近概念，從而使“國平易近”有了新的現代政治學上的含義。
9 汪榮祖認為章太炎之排滿是出于政治目標的宣傳戰略，并非是一種信心，是以，不克不及將章太炎歸進“種族主義者”（racist）。見《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明多元思惟的表述》，載氏著:《學人叢說》，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37頁。
10 章太炎:《復仇長短論》，載《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初編》，第282頁。
11 章太炎:《學隱》，載《章太炎選集·檢論》，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年版，第491頁。
12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包養網VIP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載《康有為選集》第六集，第327，328，3短期包養15 頁。
13 章太炎:《答康有為論反動書》，載《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79頁。
14 章太炎說:“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包養留言板鋌而走險，固不為滿洲所有的計。長素乘之，投間抵隙，其言獲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書于盤盂，勒于鐘鼎，其跡則公，而其心則只以保吾權位也。”章太炎:《駁康有為論反動書》，載《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80頁。
15 汪榮祖說:“今古文經學豈能作為變法與反動思潮的分野?嚴夷夏之防的年齡年夜義，恰好是今文經學的發明。何故主今文經的康有為不排滿反動呢?……惟獨主古文經的章炳麟要鼎力排滿呢?所以，純從經學的師承來說明政治動向，是講欠亨的。長素倡導變法維新，非全賴今文經學;太炎宣講種族反動，更非依靠于古文經學。傳統的經今古文門戶之爭原不克不及涵容康、章兩氏的政治思惟。”見汪榮祖:《康章合論》，北京，新星出書社，2006年版，第17頁。
16 劉巍:《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對章太炎晚期經學思惟發展軌跡的探討》，載《近代史研討》2004年第3期，第80頁。
17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載《康有為選集》第六集，第321，321 頁。
18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反動書》，載《包養情婦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83頁。
19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反動書》，載《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77，178頁。
20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克不及行反動書》，《康包養行情有為選集》第六集，第 316—317，325，320—321，323，324 頁。
21 康有為:《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級論印度亡國由于各省自立書》，《康有為選集》第六集，第334—349頁。
22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反動書》，載《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82，184頁。
23 章太炎:《答鐵錚》（一通），載《章太炎選集·書信集》（上），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7年版，第255—256 頁。
24 章太炎:《國家論》，《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初編》，第484頁。林少陽指出:“章太炎《國家論》對‘國家’和‘當局’的關系處理似乎比較含混。章太炎在高揚個體價值上與不受拘束主義政治思惟附近，而對代議制與金權等關系應若何處理上又與不受拘束主義對憲政的幻想化有距離。章太炎主張法治，并不反對憲政自己，只是對主權、國家權力的問題有著更為復雜的思慮。在認為國家是壓抑個人的裝置方面——因為在理論上最基礎否認國家——他更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顏色的無當局主義者附近。”（林少陽:《鼎革以文——清季反動與章太炎“復古”的新文明運動》，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8年版，第300—301頁）的確，林少陽看到了這些牴觸的存在，但這并不是“含混”，而是復合層次的呈現，體現出自相牴觸的樣子。
25 章太炎:《五無論》，《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初編》，第455—4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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